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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新兵们完成了选拔。谢宝的连队顺利的全部通过了精锐旅的考核，都进入了二旅。成为新兵营中唯一一个全体连队都通过选拔而进入精锐的新兵连。副连长谢宝也被提升到了上尉连长。
七月五日，穿越众们在洋浦新兵营召开了盛大的授旗和授衔仪式。军队中除钱德水的独立团没有公开参加，其余部队悉数参加。此次授衔仪式，将给325人晋升军衔上尉以上军衔。朱兴霖以军委委员长的身份，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说。都是事先准备好的讲演稿，基本上都是官话通篇，没有营养。王卫国也作为副委员长发表的演讲，但显然王卫国演讲就更深入一些。多年的政委生涯不是白干的，党的那套政治思想工作报告，在这个时代也起到了明显的作用。虽然穿越众们反响不够积极，但本时空的新兵们，还是感动极深。军心顿时大振，战斗力显着增强。
授旗从两个精锐旅开始，然后是第一师，第二师，海军陆战旅，炮兵部队，两个保安旅，特战大队等主官依次上都主席台接受了朱兴霖的授旗。整个仪式进行了一个上午，会后就是全体会餐。穿越众们还特意给新军们准备了米酒。
第二天，各部队开赴驻扎地。精锐旅第一旅的驻地在洋浦港；第二旅的驻地在詹州市；海军陆战旅驻地临高县；第一师驻地是海口市；第二师驻地东方市；炮兵部队驻地洋浦港；特种大队驻地洋浦港南五十里处的一处秘密培训基地；保安旅将在新兵营短暂整训，然后各部分散到各地驻扎。个部队开始整训工作，他们将在明年四月前完成全部整训，武器装备也将在这之前全部装备到位。
几日后的洋浦基地，朱兴霖办公室内。今天朱兴霖自己将整理一份资料。信息室的穿越众已经把朱兴霖需要的一些资料都放到了他的办公桌上。资料都是一些在这个时代叱咤风云牛人的。朱兴霖当然不会无故看这些资料，他是有想法的。距离他北上南京出发的日子只要七天时间，目的当然也不只是带队深入敌后侦查敌情那么简单。
朱兴霖的想法是要，尽一切可能接触到本时空的一些名人。特别是南明期间的名人，想办法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先接触上，进而建立一些良好关系。能为我所用者，尽力争取。不能者，也要先认识一下，混个脸熟。朱兴霖的想法是，明年四月攻略南京后，急需人才。而穿越众内人员有限，有才华的人员虽然不少，但大部分人还不能担当重任。特别是对古人的关系上，还需这些古人来起作用。
起初的南京政权，也要靠古人来撑起。而江南地区人才辈出，要是放任不用。可以说是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这些人当中虽都有书生之气，但不乏有很多人有拳拳报国之心者。但奈何南明政权的腐朽，不是英年早逝，就是就此沦丧，沉沦下去，做起了隐居居士。
朱兴霖打开第一份资料是当代第一民族英雄，史可法的资料。
史可法(1601年～1645年），明末政治家，军事统帅。字宪之，又字道邻，汉族，祥符人（今河南开封，祖籍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东汉溧阳侯史崇第四十九世裔孙，其师为左光斗。明南京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因抗清被俘，不屈而死，是我国着名的民族英雄。南明朝廷谥之忠靖。清高宗追谥忠正。其后人收其着作，编为《史忠正公集》。
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东林党人。授西安府推官。历任户部员外郎，郎中。崇祯八年（1635年），随卢象升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崇祯十年（1637年），被张国维推荐升任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及河南江西湖广部分府县。崇祯十四年（1641年）总督漕运，崇祯十六年（1643年）七月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占北京，弘光政权建立后，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时称“史阁部”。时议设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江北四镇，以可法为兵部尚书，督师扬州。
明朝此时处在满洲建虏清、顺两方面压力之下，史可法为首的诸臣，主要采取的策略是“联虏平寇”。希望能够借重满洲建虏的力量，首先剿灭李自成势力，再谋求後续打算。然而南明朝中却不能同仇敌忾，反而仍旧党争不断，文、武官员之间互相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东林党人与马士英、阮大铖之间的矛盾，以及姜曰广、高弘图、刘宗周等人的辞官，说明了明朝廷的无法齐心向外，也因此种下弘光朝败亡的原因。
其实史可法还算是个有才能的人，南明朝廷也确实很想重用他。当福王刚刚在南京监国时，史可法确实被拜为首辅，但是由于马士英觉得自己拥立有功，却没被封首辅之位，于是煽动南京附近的军队哗变，逼迫福王即位封臣时将自己改封首辅，而史可法只落得个东阁大学士之职。而福王不重用史可法的另一原因，则是因为其父老福王乃万历之子，当时万历宠幸郑贵妃，欲改立老福王为太子，是东林党人全力阻挠此事才没能成功。现在的南京城中，东林党人以史可法地位最高，福王自然不会忘了这个缘故，因而也有意疏远他。种种原因导致了史可法的不得志。
史可法后被马士英等人排挤，失势之後自请督师江北，前往扬州统筹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等江北四镇军务机宜。然而，四镇因定策之功而飞扬跋扈，各据地自雄，史可法与朝廷皆无力管束。四镇尾大不掉、各自为政，致使明军非但无力进取，连抵抗满洲建虏南下皆不得要领。
以史可法的政治理念，在当时的南明朝廷当然不会有市场，遭到排挤是在所难免。但史可法也不是没有什么政治智慧。他知道朝廷中枢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位置，自己在呆在中枢也没什么意思。只能整天的跟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勾心斗角，进而碌碌无为，耽误了国家兴亡的大事。还不如下到地方为抗清大业干点实事。所以他去了当时江南最为富庶的扬州。
史可法的想法是好的，以为掌握扬州的财税，就能组织起一支抗清强军。拉拢地方武将，继续从事抗清大业。但事与愿违，此时的江北四镇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四人都是手握兵权的大将。他们都有各自的地盘，虽然地方富庶程度部分同扬州这种商业第一大步相提并论。但也都是满腹流油，并不是非常需要史可法的接济。
而且四人此时都以形成世道末期的军阀之象，不想让史可法轻易指挥他们。其实这时他们四人已经开始了尾大不掉，拥兵自重。基本上是对史可法的各项命令听宣不停掉，明面上保持对史可法的尊重，背地里都是阳奉阴违。很快史可法就发现了这种现实情况，但他是束手无策。
这个时候的史可法很想我们伟大的国父孙中山，都是太理想化了。总是把希望寄托在那些没有进去之心，总是一心自保的军阀身上。后果自然不言而喻，都以失败告终。但史可法还不抵孙中山，人家孙中山手下有一班是死罪随的小弟，而史可法没有。所以史可法在政治成就上，无法达到国父那样的高度。
如果当时史可法有高超的政治智慧，使用写手腕，也许还有可能掌控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自己在扬州，凭借着扬州的富庶，官民一心抗清的决心。再组织一支强军，也许不会有后来的扬州十日，南明朝廷也可能多苟延残喘几天。当然历史没有也许和可能，只要残酷的现实。
弘光元年（1645年）正月，河南总兵许定国私通清朝，巡按陈潜夫和参政分巡睢阳道袁枢请四镇之一的高杰北上。弘光元年正月十二日夜，高杰在睢州故袁可。府第内被许定国害死，清军乘机南下。史可法闻讯长叹：“中原事不可图矣！”
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左良玉率数十万兵力，由武汉举兵东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竟命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史可法只得兼程入援，抵燕子矶，以致淮防空虚。左良玉为黄得功所败，呕血而死，全军投降清朝；史可法奉命北返，此时盱眙降清，泗州城陷。史可法遂至扬州，继续抵抗清军的进攻。
当年五月十日，多铎兵围扬州，史可法传檄诸镇发兵援救，刘泽清北遁淮安，仅刘肇基等少数兵至，防守见绌。清兵至少十万人，扬州守兵仅万多人，可谓敌众我寡。此时多尔衮劝降，史可法致《复多尔衮书》拒绝投降。《复多尔衮书》：“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卷上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炤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不卑不亢，流传万世副将史德威史可法追随有年，可法收德威为义子，托以后事。
史可法当时说：“我为朝廷首辅，岂肯反面事人？”接着多铎亲自出马，连发五封书信，史可法都不启封，全部付之一炬。史可法清楚地知道，在这样的艰难的情况下要想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只能抗战到底，以一死报国。他首先招集诸将说：“吾誓与城为殉，然仓皇之中不可落于敌人之手以死，谁为我临期成此大节者？”副将史德威慨然任之。忠烈喜曰：“吾尚未有子，汝当以同姓为吾后，吾上书太夫人，谱汝诸孙中。”
接着他一气写下了五封遗书，除一致豫王多铎，其余都是给家人母亲、夫人、叔父、兄弟的，二十一日又作遗书给母亲和夫人：……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二十五日城西北崩塌以后，清兵攻入，城陷。史可法欲以佩刀自杀，部属强行夺过佩刀，拥其走入小东门，清兵迎面而来。
史可法大呼：“我史督师也！可引见汝兵主。”遂被俘。多铎以宾礼相待，口称先生，当面劝降，许以高官厚禄。史可法骂不绝口，严加拒绝：“我为朝廷大臣，岂肯偷生为万世罪人！吾头可断，身不可辱，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壮烈牺牲于南城楼上，时年仅44岁。
因为攻城的满洲建虏遭到很大伤亡，心里恼恨，下令屠杀扬州百姓。大屠杀延续了十天，死亡八十万人，史称“扬州十日”。史可法死后十二日，其遗体不知下落，隔年，史德威将其衣冠葬于扬州城天甯门外梅花岭。后来全祖望曾写《梅花岭记》描述此事。
其实史可法的军事才能并不一定十分出众。后世有专家根据史料复原了当年多铎与史可法对阵南京的兵力分布图，发现史可法的兵力安排并不科学。当然这仅是一家之说。史可法的才能在南明朝廷里并不是非常突出，但历史将他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史之才，相对于堵胤锡、张煌言都逊色不少，并且他的政治敏感性和军事敏感性都十分欠缺（比如“联虏平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史可法的忠诚与爱国，这一点甚至得到了敌人的认可。后满洲大汗弘历以其忠义，追谥忠正。史可法是左光斗的学生，方苞曾写《左忠毅公轶事》，述说史可法与其师左光斗之间的提携情感，自是铮铮铁骨、有血有泪。
国存与存亡与亡，巍峨庙貌甚堂堂。梅花岭畔遗香在，铁火贡何时返故邦。这是郭沫若同志于1962年7月，适值史可法三百六十周年诞辰，为史可法写的赞诗。瑞雪纷飞的季节，当您踏上梅花岭，只见万花纷谢，寒梅怒放，香山雪海中，史可法纪念馆巍然耸立。敬爱的朱德委员长亲笔题写的“史可法纪念馆”的匾额，浓墨正楷，雄健遒劲，使纪念馆更显得庄严肃穆。伫立馆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楹联：
数点梅花亡国泪，
二分明月故臣心。
史可法的精神是民族的骄傲，在中华正气篇上是熠熠发光的一页。史可法在为官期间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现今祠堂两边的楹联上写着：尚张睢阳为友，奉左忠毅为师，大节炳千秋，列传足光明史牒；梦文信国而生，慕武乡侯而死，复仇经九世，神州终见汉衣冠。史可法为政很有惠声，以“廉政爱民”为朝野称道。当六安城垣倾圯时，他自捐俸修葺，“佐以节省之姿不下二千金，而不支金帑，不费民财，虽一砖一石，亦目寓而心经焉。”
而他自己却“终岁布衣蔬食，约己裕民。”当他看到六安学事废弛，开“礼贤馆，广咨问，以拔才能”，当他看到官吏借“签点法”无偿征收百姓马匹，致使“中人之产立尽”，“百姓苦之”时，他立即改革，永除其弊。他“事无巨细，咸属亲裁，目视、耳听、口答、手批、靡不赡举，而始终无倦，致百废俱兴。”当他巡抚凤阳等处时，大胆“劾罢督粮道三人，增设漕储道一人。”表现了他嫉恶如仇，整饬吏治的胆略。
英国外交家马戛尔尼曾说过：“明末的反清并不仅是民族斗争，也不仅是什么扞卫明朝一姓私利的斗争，而是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斗争，是关系到中国后来几百年命运的一场斗争。”史可法（大学士，河南人）、刘宗周（左都御史，浙江人）、黄道周（尚书，福建人）、沐天波（国公，安徽人）、郑成功（郡王，福建人）、张煌言（尚书，浙江人）、余应柱（总督，陕西人）、熊汝霖（大学士，浙江人）、钱肃乐（太保、浙江人）、张名振（太子太师，江苏人）、何腾蛟（总督，贵州人）、堵胤锡（尚书，江苏人）、瞿式耜（尚书，江苏人）、李定国（亲王，陕西人）、吴贞毓（大学士，江苏人）、王翊（副都御史，浙江人）、张同敞（总督，湖北人）、冯京第（侍郎，浙江人）、董志宁（评事，浙江人）、阎应元（典史，江苏人）等等，他们扞卫的不仅是中国的利益，同样也是整个世界文明进步的利益，可惜他们失败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