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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向我国大举进攻,狂轰烂炸。当时的昆明虽然是大后方,但物价飞涨,民不聊生。1938年,海南沦陷后,日本航空母舰游弋北部湾,飞机起飞经过安南海防,直到昆明轰炸。我第一次见到的日本飞机是九架列队飞来,不太高,大人拉着我逃入农村。我倒一点也不怕,因为从来不知道轰炸是怎么回事,挣着要看飞机。飞机飞过不久,炸弹声轰隆隆响起来,才有些震惊。敌机这一炸,不仅物价涨,粮食全受控制了。要带着粮户本子到规定的粮店去买。每人每次大概不超过10斤。粮店大门用很粗的木栏做保险门拦住,老老小小都整天地在外面挤着买。买的人大都是拎一个“提箩”(当时昆明的“提箩”像菜篮,比菜篮略大,腰子形)。我那时只有七岁,妹妹五岁,父母上工。大哥13岁,早因生活所迫停学去当学徒,跟着人家到外地或山区去赶猪做买卖去了。于是只得叫我去买,人小,哪里挤得过人家呢?店里是好米先卖,差米后卖。我只买得到差米。什么样的米算作差米?粗糙、碎、谷壳多、沙子很多,有时是发黄的米。买回家,饭烧熟,咬起来满嘴沙子、谷子,味道又不好。老挨骂,自己一肚子委屈,但有什么办法呢?更可怜的是,有一次我米已买好正拎着回家,不料被一个不知忙什么的人撞了,把米泼得一地,他只赔个不是就跑了。我一心酸眼泪直流。我不把米捡回家,不止我挨饿,全家都挨饿啊!我一边捡米一边伤心地哭。真是:
一 颗 米 粒 一 滴 泪,
颗 颗 米 粒 催 心 碎。
那时日军在海防附近,安南属于法国的殖民地,法国尚未参战,日本兵还没有攻安南。但对法国老板的生意已有影响,同时昆明有日机轰炸,不安全。生意重点完全放到海防和巴黎等地去了。老板和老板娘都离开昆明到海防等地。临江里处的老板大楼、仓库及所有的东西都暂交给父亲管,同时交由法国领事馆监督。父亲的薪金由法国领事馆代发,物价涨而薪金不提高。更加可恶的是,1939年初,法国老板突然委托法国领事馆的“马加列”(译音,此人是领事)来清点并接管老板的全部财产。我家替老板保管的东西一点也没有损坏和遗失,如数交上。父母亲勤勤恳恳地为这些老板做了二十几年的工,对老板这样好,这样忠诚,可是被接管后就把父母亲一脚踢开。薪金就到那一天为止,并且限期马上搬出“洋行”住地。按理老板应付一笔安置费的,可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不仅不给安置费,一天之中,突然失业,没有收入,没有住处了。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强国,我国是弱国,有理无处申诉,被赶出门。迫不得已,在逃难到昆明的海南同乡帮助下,利用人家的围墙搭了一个十几平方米的简易披住下。这个披里住我们家四口(大哥除外)和一位姓邓的同乡。相互间只用布帘子一隔,白天把帘子收起来就变成工场。替海南同乡的电池厂加工电池,擦电池锌壳,打纸钱、烧松香等等,几乎全过程都做。这活儿对我们身体影响最大的是,用锰粉等打成电池主体。粉是黑的,非常细,打起来会飞扬,容易把全家弄黑,而且毒性很大。当时,为了生活下去,不得不做。我和妹妹有的活也能做,例如:把纸钱理好,一个一个套在电池芯上,用砂布擦电池屁股等等。父亲有手艺,有时做“广东香肠”去卖,味道好,买的人还多,赚了点钱,大家很高兴。于是就“滚雪球”越滚越大。不料,有一次,母亲先把料作配好,加盐,拌入做香肠的肉内,父亲不知道,再放一次盐,结果,做出来的香肠咸苦了,哪里卖得掉,这一下子把赚的一点儿钱全部亏光了。香肠只得留下自己吃。后来又和一位同乡合起来做“广东烧猪肉”卖。之后又和同乡合伙做一点昆明——海防往返生意。例如把云南的香菇等土特产运到河内、海防去卖,把海防、河内的海货等运到昆明卖。那时有铁路通车,来去方便。赚了点钱,生活有点好转,便正式租了临江里36号墙门两间二楼木板房住下。这时三弟冠辉生下,但好景不长,日本飞机原来是依预定目标炸的,后来是乱炸。我们住的地方算是近郊区,整条临江里除“锡壁雅洋行”和“龙公馆”(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第三老婆住处)是洋楼外,都是低楼平房,可是我家两旁都被炸了,左边的房子炸成直径30多米的坑,右边炸弹丢进河里。我们怕起来,只得全家逃到离昆明二十多里路的严家村避难。
哎!当时的法国鬼子使我们无家可归,日本鬼子使我们性命难保,这双重的灾难像火药一样埋藏在我的心中,一触就会爆炸。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对帝国主义之恨已根深蒂固,立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列强,立志建设富强昌盛的中国,让中国人在世界上扬眉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