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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下午,雪莲的父亲穿着深蓝色的工商制服,梳了个油亮的大背头,走进她的房间里来,问她:“雪莲,听你妈说,你身上长了一个瘤,是不是真的?”雪莲扭过头,嘴里“嗯”了一声,放下书本,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说:“两个月前我就告诉妈了。”她父亲红了眼圈不平道:“你妈怎能这样?养儿养女都要一视同仁!你怎么不跟我说?这个病不能拖,越拖越坏,有病要早治,只要是早期,是治得好的。”雪莲心里感到一阵温暖,又有些委屈,不说话,强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倒是她父亲用手抹了抹眼角的几滴泪,又说:“你不要担心,我已经打听过了,我们所长的老婆得的也是这样的病,前几年到一个退了休的老中医那里治好了的。我联系了一下,他这几天到武汉去了,他一回来,约好了时间,我就带你去。”顿了片刻,她父亲又哽咽着说:“我想你是个女孩儿,有什么事跟你妈好说一些,所以我没怎么管,哪想到。。。。。。”她父亲赶忙转过身去,用袖口揩着不断滚落下来的眼泪。到厨房里洗了一把冷水脸,在客厅里看了一会电视,待心情平复下来,就出门去了。
以前,雪莲心里是恨他父亲的,恨他是个酒鬼加赌鬼,其实她知道她父亲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只是头脑太简单,总是被人利用,生性爱玩,是个热闹人。在外面人人称他为好好先生,好好先生往往对外人好过了头,对家里人想好却给不了好。
雪莲记得从小到大,她父亲只送给她两样礼物:几支画画铅笔和一双红皮棉鞋,而棉鞋也算是他父亲赔给她的。那是她八岁时,一间公房,一家人挤在一个大床上睡觉。她父亲喝醉了酒,半夜三更里吐得稀里哗啦的,等雪莲早上睡醒时,发现棉鞋里装满了呕吐物,恶心的要命,没办法,她只好捂着鼻子找了一双单鞋穿上。也许是她父亲感到内疚,才给她买了这双她梦寐以求的红皮棉鞋。雪莲长大后,在外地读书,每次放假回来,她父亲总问她何时上学?等到上学那天,她父亲就早出晚归,躲的不见人影,每次都是她向母亲要的生活费。雪莲又不是孝子,对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是闷在心里不说出来而已。她恨父亲不顾家,她父亲对自己的兄弟姐妹可大方的很,有求必应,几百几百的借,从来没听说还钱的话,有时雪莲听见了,撞见了,她叔叔告诫她道:“千万不要跟你妈说呀,说不得的!”她父亲对自家的孩子可从来不给一分的零花钱,她母亲总说他是胳膊向外拐,吃亏不讨好,一辈子换不回他的心!
她父亲在外面的狐朋狗友又多,一上饭桌,就把他灌醉,再往牌桌上拉,麻将都理不齐,哪有不输钱的。她父亲虽说每月拿着上千元的工资,却总是入不敷出,有时还在外面戳上一个大窟窿,要她母亲来还债。一回到家,两个大人就吵架,家里总是吵吵吵,无休无止。
自从雪莲听说她父亲愿意为她花钱治病,心情好了很多,她把希望全部寄托在那个老中医身上。一个星期后,他们去求医了。在公路上,车,开开停停,上来几个人,又下去几个人。坐车也需要锻炼,久不坐车,容易晕车。雪莲觉得像是在发高烧,恶心的厉害,肚里翻江倒海,想吐又吐不出来,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她被车子颠的摇头晃脑,脸像一张白纸。正当她在埋怨自己的体质越来越糟糕的时候,又上来一个人,是雪莲初中的班主任,名叫何书伟,四十岁左右,矮个子,板寸头,一身灰色的西装,手提一个黑皮公文包,像是出差的样子。雪莲听同学们说,他早就升为主任了!
后面没有空位,何书伟就坐在司机后面的一条板凳上。雪莲坐在车门口,他望望雪莲,嘴唇嚅动了几下,什么也没说。雪莲早已默然地把头转向窗外,内心如波海翻滚,眼睛愤怒地望着苍穹,诅咒着命运:老天爷,你不长眼!为什么让我在这个时候偏偏遇上他,是他毁了我的学业,毁了我的身体,他高升了,而我却正在为他赴一场生死的约会,我到底做错了什么?难道我还不够可怜,要让你惩罚我,嘲笑我。。。。。。
雪莲的思绪顿时随着车轮,不由自主地滚向了那被尘沙掩埋的青春岁月。